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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初版于 1776 年，被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誉为启蒙运动关于国家财富、治国方略和高尚德行的里程碑式著作。如今，斯密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偶像之一。本书追溯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如何阅读、重新诠释和利用斯密的思想，揭示了他作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斗士的流行形象是如何建构出来的。本书描绘了这位来自苏格兰的谦逊哲学家在两个多世纪以来对美国读者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展示了斯密如何继续成为表达对现代资本主义永恒的道德和政治焦虑的载体。

　　本书作者认为，与某些解释相反，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深受共和主义的影响，其主要政治价值观之一是共和主义的自由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受到专制权力的支配的人是不自由的。作者认为，马克思与共和主义关系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转变。首先，马克思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民的民主共和国。第二阶段，他转向，批判共和主义，但将共和主义反对专制权力的思想纳入他的社会批判。第三阶段，在 1871 年巴黎公社事件的刺激下，他开始将民众对代表权和行政权的控制视为实现的关键。作者认为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将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置于社会主义的核心。

　　作者借助了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如何将自然视为“可随意取用的免费资源”，并分析了四种实例：工业中的自然能动者、环境中的污染、家庭中的再生产劳动，以及生物圈中的自然资本。通过对哈耶克、西蒙娜·德·波伏娃、加勒特·哈丁、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和科斯等思想家的新解读，她提出一种“唯物主义存在主义”的自由观，认为资本主义限制了我们与自然建立负责任关系的能力，并设想了一种能真正珍视自然馈赠的自由生活方式。

　　本书作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从全球视角介绍了资本主义从中世纪起源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历史。本书涉及面极广，描述了资本主义扩张如何与殖民主义关联；工业主义如何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增长和繁荣，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以及管理主义、金融化和全球化后来如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本书还论述了马克思、韦伯和熊彼特等思想家作品中的资本主义思想，追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如何与资本主义本身一样源远流长，并因后者中反复出现的矛盾和危机而经久不衰。

　　荷兰是中世纪资本主义的先驱之一，催生了蔚为壮观的荷兰黄金时代。本书分析了带来这一经济奇迹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作者利用最新的经济定量理论，揭示了荷兰的城市、公司、行会、公社以及其他私人和半公共组织如何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为市场交易提供保障。本书作者认为，在荷兰本土，资本主义产生于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中，后者制约并平衡了资本主义的离心力。在海外领地，资本主义的统治不受约束，但是荷兰经济不但没有在无节制的贪婪下崩溃，反而蓬勃发展，这一代价是奴隶制和其他欧洲之外人民的悲惨境遇。

　　现代资本主义于十八世纪在英国兴起，并带来了工业革命，但学者们对其原因一直争论不休。一些人将原因归结为技术变革，而另一些人则归结为新教伦理、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化变革。本书作者指出，对于新兴的英国经济而言，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来自内部的演变同样重要。密集的海外军事冲突迫使国家进行重大的财政、行政、法律和政治改革，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不仅强化了英国的战争机器，还孕育了工业革命。作者追溯了英国的战争资本主义如何导致其帝国的扩张和奴隶贸易的惊人增长，以及世界各国如何模仿英国的经济制度创新。本书为进一步研究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

　　本书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使一件普通物品、一个想法或一张欠条转变为能创造财富的资本？Pistor 指出，资本的形成并非自然发生，而是在律师事务所的闭门会议中被“编码”的结果。她通过债务工具、复杂金融产品等案例，说明资产是如何被有选择性地赋予法律属性，从而获得保护与增值的能力。资本通过契约、产权、担保、信托和破产法等法律工具，被制度化地“编码”为能抵御风险、积累收益的形式。本书不仅揭示了资本编码的法律逻辑，还展示了这一机制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被复制、执行并受国家权力支持，指出若不改革法律结构，资本将继续固化社会不公。

　　2015 年，巴拿马文件匿名泄露，数百万份金融和法律文件曝光，揭露了超级富豪如何利用复杂的离岸工具网络隐藏资金。本书带你走近这个阴影中经济，揭开律师、会计师、公司秘书和掮客组成的 毫不起眼的网络背后的机制，这些网络为非法的跨境和全球财富流动提供了便利。作者对私人财富经理、基金经理、企业家、高管、银行家、审计师和其他金融专业人士进行了数百次深入采访，追踪了资本从开曼群岛、萨摩亚和巴拿马等地的离岸基金流向新加坡和香港的特殊目的载体和控股公司的过程，以及这些资金如何进入越南和缅甸境内的高风险市场。本书揭示了蛛网资本主义背后的策略，并探讨了在法律、金融和政治灰色地带赚钱的道德困境。

　　发行货币的权力是国家的基础。在美国，这一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下放给了由独立中央银行管理的私人银行。将货币政策交到一群与世隔绝、非民选的专家手中，助长了民众对专业知识的排斥以及对民选官员的普遍不满。本书作者提出了反对中央银行独立（CBI）的原则性理由，其方式是质疑其背后的经济理论，并提出一种民主的理论依据来维护立法机构决定谁能、以何种条件发行货币的权力。国家如何管理货币发行，会影响到人民及其民选官员长期指导政策的能力。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货币发行权的平衡非常重要。作者通过对货币政策的探讨，应用并发展了民主理论。

　　二十世纪，民主资本主义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取得了胜利，自由市场和代议制选举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如今，这种政治共识似乎正在瓦解，为两极分化、收入不平等、对民主制度的普遍不满以及蜂起的民粹主义所破坏。本书作者追溯民主资本主义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解释了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以及可能会走向何方。作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三个决定性阶段，每个阶段都起源于不同的的时间和地点，其各自具有独特政治挑战、生产和就业结构以及与民主的关系。本书是这个不确定时代的必读书，它提出了合理的政策解决方案来控制资本主义不驯的力量，以维护民主，迎接未来的挑战。

　　两位作者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分析了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引起的绝望的死亡，探究了这种死亡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从美国的医疗制度、税收与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教育、企业治理等多个方面，探讨了解决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的可能性。作者 Anne Case，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公共事务荣誉教授。Angus Deaton，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国际事务荣誉教授，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二十一世纪初，一场革命悄然发生。主要发达经济体第一次开始更多地投资于无形资产，如设计、品牌和软件，而不是有形资产，如机械、建筑和计算机等。对于各种企业来说，部署看不见、摸不着的资产的能力日益成为带来长期成功的源泉。但这并不仅仅是人们熟悉的所谓新经济的故事。本书指出，无形资产重要性的与日俱增，在过去十年间一些更大的经济变革中也发挥了作用，其中包括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和生产力的停滞不前。作者探讨了无形投资不同寻常的经济特征，并讨论了一个无形资产丰富的经济体与一个以有形资产为基础的经济体有何本质区别。本书最后，概述了管理者、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如何利用无形（资产）时代的特点来发展他们的企业、投资组合和经济。

　　过去二十年中，经济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竞争失调以及许多其他弊病，都让人怀疑我们的未来到底会走向何方。本书揭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如今依赖无形资本（如创意、关系、品牌和知识等）的经济所要求的制度迟迟缺位。作者指出，经济未能从以有形资产为基础彻底转型，是本世纪最大的失败；而支撑我们经济的要害机构仍是和过时的经营方式配套的。近年来，无形投资的增长显著放缓，让世界变得更贫穷、更不公平、更易遭遇危机。本书提出了一系列激进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如何为企业融资、改善我们的城市、资助更多科学研究、改革货币政策和重塑知识产权规则规划了路线图，以帮助我们跟上无形（资产）革命。